其三，国家机关理论适用困难。

这就不得不对事实进行人为裁剪，通过削足适履的裁剪，试图以人为设计的一般规则通约不同的事实。契约自由背后常常包含某种被迫的情势，通过契约联缀的群合在很多情况下仍然不是真正的自愿群合。

无论是强权政治体制下"霸道"的人治，还是法治社会中依法而治的法治，尽管其基本价值取向存有差异，但都各有其存续的正当性。形式法治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坚持规则的普适性。反之，等级越低，义务越多，社会底层几无权利可言，只有无穷无尽的义务。同时，也可能存在非自愿共同体以及非共同体性质的社会组织。2.道并行不悖：社会多元 人们不禁要问，这种自愿共同体之间是否会存有冲突，倘若回答是肯定的，如何解决共同体之间的冲突？首先，共同体就本身事务享有高度的自主与自治权，但要服从一个限制，即不得妨害、侵犯其他自愿共同体、个人或组织的权益。

如果事后确立规则，然后适用于已经发生的事实，则违反法不溯及既往的法治原则。为了缓和冲突，解决纠纷，维持秩序，结构化的公共权力便应运而生，其核心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这种共同体通常有规章和制度，而这种规章制度就是共同体的法律。

当秩序的价值取向与人们的信仰相一致，生活在该秩序中的人们就不会感到外加的强制。（一）价值整合 1. 走出效率崇拜的误区 在传统社会，无论是在神治还是德治秩序中，人们更为重视的是以内在信仰与善德为主要内容的价值合理性，而不是外在效率。我们所探讨的可能性并非是彻底消除权力关系，而是能否通过对现代社会关系的整合，使非权力和金钱关系得到充分发展，使权力关系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处于非中心的位置，从而真正实现社会关系的多元化？ （三） 结构整合 人类像其他社会性动物一样，在群合中组织生产、安排制度和调节生活。伴随国家权力的强化，秩序的"人为"色彩不断加重，公共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发号施令。

随着大型垄断企业组织的形成，经济权力中的等级结构表现出与政府组织同样的特征。每个自愿共同体由于价值取向存有同质性，所面对的事实通常较为简单。

等级越高，义务越少，特权越多。尽管不同社会的现代化历程呈现不同形态，但它们仍然具有某些共同特征。本文拟从一个新的视域讨论现代法治的价值取向、内在冲突，并试图构想一种新的法治模式。现代社会的许多犯罪与纠纷都源于利益冲突，大量非功利性自愿共同体的存在与发展，将弱化的人们的逐利意识，基于利益的冲突可能随之大大减少，与此相关联的纠纷和诉讼也将随之大大减少。

诸多新的事实不断涌现，人们事先无法预料，预先设计的规则难以应对新的事实。在整体一致、均匀的宇宙中，存在着局部的不规则性。这种公域的存在与发展，可通过自愿群合整合社会：它把分散的个人联合起来，借助平等协商和自由讨论的决策程序，达成基本共识，然后把这种体现他们意志与愿望的共识集中输入到属于国家权力范围的公域，再通过协调、论证的过程，将其中的合理意见与建议输入到国家的立法、行政决策与司法中去，然后由国家回馈社会。对于这种法律，每个成员既都是立法者，同时又都是守法者。

效率下降，政府威信随之减弱，统治的正当性产生危机。历史上，各个社会试图通过经济、政治、法律、宗教、文化等体制或意识形态统合或消解差异或偏好的努力，都没有获得完全的成功。

伴随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法律的旨向和内容也发生了重要转变：从维护少数人利益的特权法转向形式上平等的平权法。然后，根据分权原则，通过行政机构的忠实执法与专门司法机构的严格司法，就能够确保依据正当的法律治理社会、管理国家。

特权身份制的公开不平等不仅严重压抑了臣民的个人自由，而且导致社会财富分配极端不公平。由于规则是从日常生活中自然生长起来的"生活语法"，生活于特定情境中的人们对这种"语法"规则的含义烂熟于胸，了如指掌。在对特殊境况给予特殊关照的同时，却破坏了法的一般性与普适性。由此可见，现代社会仍然存在等级身份，与特权身份制不同的是，这种身份制以契约为纽带，具有了某种隐蔽的特征的"自愿"的外观。不过，这种自愿共同体须以理想的物质条件为存在基本前提。因此，我们如果否认效率所带来的物质舒适和便利、精神愉悦和享受，便是一种无视事实的虚假清高。

打破了道德的一统天下，代之以利益导向的工具理性。基本价值天平严重失衡致使秩序的正当性严重缺失。

如果一种秩序对人们的强制完全脱离人们的信仰基础，或者与人们的信仰严重冲突，这种外迫的体制与规则就会受到人们信仰的排斥与抵制。在现代效率观的驱赶下，在竞争市场的刺激下，在种种成功机会的诱惑下，一种索取型的个人功利观随之产生并不断膨胀。

它是市场经济中的"通行证"，是市场博弈中胜者的"证书"。我们发现，在这种金钱关系与权力关系的双重统治下，不禁使人想起了卢梭的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由于形式法治在价值选择上偏重效率与自由，维护形式公平，因此它容忍并在一定程度放纵了实际不公平。但是，这种法治的信仰不是自下而上产生的，而是官僚精英自上而下强加的，其本身带有明显的武断与外迫性质。在这种法治模式下，不同层面的法律"和而不同"，"道并行而不相悖"。在纯属私域的家庭或家族中，也形成等了级制的权力结构。

伴随氏族社会的内部分化，阶级冲突不断激化，氏族社会秩序难以维持。在这方面，工会、妇联、残联、教会等共同体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从受制于宗教、道德及政治等因素的他治法转向独立自成一体的自治法。实际上，历史上就存在这种自愿共同体的雏形，例如中世纪西欧的商人团体，便是以利益为基础形成的自愿共同体。

在中世纪西欧，不仅君王"万世一系"，臣民无缘问津王位，而且封建等级中的领主与封臣关系也是一种以效忠为基础的人身依附关系，各自的身份难以改变。我们今天享受着效率带来的物质成果，并在一定程度上也改进了精神生活的质量。

可见，在诺齐克的思考中，共同体是实体性的社会组合，并具有了自愿性质，"乌托邦"一词也被赋予了积极意义。传统的特权身份制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主要标志是：以法律上人人平等的权利结构，取代了不平等的等级权力结构。西方国家在殖民扩张过程中，在打破非西方社会传统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把他们的这种确定性理念及其规则强行输入了沦为殖民地的世界各国。这不仅因为论者的视角和分类标准不同，而且更主要是由于人类历史十分复杂，纵横交错，呈现为一张"无接缝之网"  ，难以截然"分割"。

这样，我们便把目光转向自愿共同体。当然，试图超越现实秩序进入一个没有任何冲突的和谐秩序乐园，无异于异想天开。

通过对绝对的契约自由原则加以限制和干预，防止强者利用形式自由的契约压迫甚至变相奴役弱者。在这种"成就导向的意识形态"的诱导下，社会泛滥着机巧之心与争夺之心，涌动着侥幸之念与利己之念，翻滚着占有之欲与攫取之欲，回荡着媚俗之音与煽情之音。

当所有的人都被驱赶到这种极端的效率轨道之上，功利的竞争与利害的角逐便导致了人心失衡、人身失调、人际失和、人世失安，致使心性烦躁，心智浮躁，心情急躁，心灵枯燥。从受超自然因素或情感因素支配的非理性法转向经过理性过滤与陶冶的理性法。

(责任编辑：恭硕良)